圣-瓊·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05.31 － 1975.09.20）原名阿列克西·圣-萊熱·萊熱（Alexis Saint-Léger Léger），法國詩人，外交官。代表作品有《阿納巴斯》《流亡》等。

1887年出生于法屬西印度群島瓜德羅普群島潘-達-畢特海港附近的一個小島上。于1916至1921年在北京法國使館任職，其間寫出長詩《阿納巴斯》，經翻譯后引起國際文壇的矚目。1940年移居美國。1960年由于“由于他高超的飛越與豐盈的想象，表達了一種關于目前這個時代之富于意象的沉思”?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人物經歷

1887年出生于法屬西印度群島瓜德羅普群島潘-達-畢特海港附近的一個小島上。他父母均屬于克里奧爾貴族階層，是數代之前移居安底列斯群島的法國僑民的后裔。家族世代經營種植園。佩斯的童年時代即在該島上度過。在這里，佩斯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八歲便享用天文望遠鏡、游艇和乘騎。航行和馬術后來成為他終身持續不衰的愛好。望遠鏡對佩斯更具有某種象征意義，它培養了佩斯對于遠方的事物的強烈愛好，也啟示了他對于遠征和探險的渴望，這一份童年的愛好對于他將來從事文字和外交生涯所需的遠見卓識也并非毫無意義。1896年至1899年，佩斯就讀于潘-達-畢特中學，熱愛數學和植物學，課余喜歡觀測天象，也經常在島上縱馬馳騁或泛舟海上，知識逐漸擴大到海洋、自然和哲學。童年生活的經驗成為佩斯一生中最珍貴的記憶。佩斯的全部作品都來自這個背景，他從未停止反映得自這一經驗的雄渾、莊嚴、新奇的最早印象。

1897年島上發生地震與經濟危機，莊園主家族破產。1899年佩斯隨父母回到法國，定居于比利牛斯山下的波城。旋考入波爾多大學學習法律。這期間，他結識了詩人弗朗西斯·雅姆、保爾·克洛岱爾和雅克·里維葉，他們對他的詩歌寫作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1906年他進入軍隊服役一年。同時研究地質學并登山，當然他也沒有放過任何機會去擴展并加深對大自然具體、詳細而精密的知識。

1907年，他的父親去世。他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利用微薄的收入贍養母親和幾個姊妹。1910年加里曼書店出版了其處女詩集《頌詩》，其時他23歲。該書出版后完全被讀者所忽略，既沒有人加譽于他，也沒有引起批評。可能只有一個人注意到了其潛在的文學價值，這個人正是同樣長期被大眾所忽視的普魯斯特。

1911年，在保爾·克洛岱爾的影響下，佩斯決定投身外交界。他前往西班牙、英國、德國等地旅行，實地考察礦業、工廠、港灣設施、商界和銀行。這些旅行幫助他準備外交考試，也使他有機會結識當地名流，在英國，他結識了康拉德和泰戈爾，對泰氏的作品深為欽佩，并慫恿紀德將它譯為法文。

1914年，佩斯通過了外交考試。1916年被派駐北京公使館擔任三等秘書。在中國的五年中，他經常到各地旅游，東北、內外蒙古、朝鮮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橫越戈壁大沙漠的經驗促使他寫下了史詩《遠征》。佩斯的外交生涯在駐華期間有了順利的發展，1921年離任時己升至一等秘書。

1921年佩斯奉召回國。途中他游覽了日本、火奴魯魯、薩摩亞群島（位于南太平洋）與飛枝群島之后，繼續以雙桅帆船漫游、穿越南太平詳，順由美洲太平洋海岸回到法國。不久被派往美國擔任華盛領會議（1921-1922）有關海軍裝備與遠東問題的政策專家。在華盛頓，佩斯與時任外長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同游波多馬可河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使佩斯作為外交官的前途變得明朗起來。當時有位官員建議白里安寫回憶錄，在冷場之下，佩斯依其熱愛大自然的天性，提了一個反建議：“一本書不過宣告一棵大樹的死亡罷了。”此話大得白里安贊賞，認為不同凡響，此后他在外交界的發展一直得到白里安的大力推薦。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里，佩斯專心致力于外交工作，積極參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對外政策事務。1922年，時任《新法蘭西評論》編輯的安德烈·紀德訪問了佩斯的寓所，征詢他有沒有新作可以給他發表。佩斯指著一個打開的小箱子說：“你過去看看吧，也許你能找到點東西。”結果紀德在箱子里找到了一部標題為《遠征》的手稿。紀德當即征得佩斯同意出版這部長詩。但在離開寓所時，紀德忽然記起外交官是不得隨意用原名發表這類東西的，就問詩人用什么名字好，他很快得到了答復：圣-瓊·佩斯（St-John Perse）。這是佩斯第一次使用這個筆名，此后一直未改。《遠征》單行本于1924年問世，但讀者仍很少，值得慶幸的是在這少數讀者當中卻有幾位赫赫有名的人物：里爾克、霍夫曼斯塔爾、艾略特等。這表明佩斯在詩人群中已經獲得相當的承認。

1925年以部長辦公室主任參加英、法、德、意、比五國羅加諾會議，1928年參加美法公約會談，并出席倫敦海軍會議和海牙會議。1929年任外交部政策司司長。1930年艾略特將這部詩譯成了英文，但也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它對英美詩歌產生重要影響還要等到20年以后。在法國境內，其時正是超現實主義運動方興未艾的時候，佩斯再一次被冷落了。

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上臺后，佩斯受命以大使銜擔任外交部秘書長，先后參加法蘇公約談判，出席英、法、德、意關于恢復義務兵役制談判（1935年），慕尼黑會議（1938年）。在所有上述會議和談判中，佩期始終竭力維護歐洲和平，大力抵制“綏靖政策”，公開反對張伯倫對希特勒節節讓步的怯懦行徑。佩斯于是成為納粹德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大敵。到德軍攻陷法國前夕，保爾·雷諾為了保住議會右派的微弱多數地位解除了佩斯的外交部秘書長之職，作為補償，轉請他出任駐美大使，但遭到佩斯拒絕，巴黎陷落前幾天，他搭上英國貨輪前往倫敦，在那里會見了丘吉爾并作短暫停留之后，橫越大西洋，于6月14日抵美國。納粹進入巴黎，佩斯的寓所被蓋世太保洗劫，存在那里的外交檔案和未出版的文學手稿全部擄去，二戰以后雖經多方查找，均無著落。期間，他被維希政府取消國籍，財產被沒收。

1940年佩斯出奔美國。

戰爭猝然結束了佩斯的外交生涯，也使他得以擺脫政治事務，回到中斷了近20年的文學事業。1941年起他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文學顧問達十年之久。佩斯的詩歌才華在流亡期間得到了充分施展，放射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華。他完成了《流亡》（1942年）、《致異鄉女》（1943年）、《雨》（1943年）、《雪》（1944年）、《風》（1945年）等重要詩章。誠如克洛岱爾所說的：“固然第三共和國失去了一位政治活動家，法蘭西卻得到了一位再生的詩人。”以上流亡時期的詩篇都以法、英對照本傳布于英語國家和拉美地區，在法國境內，馬賽的《南方雜志》和巴黎的地下刊物都刊載過他不少詩篇。在法國境內第一次對佩斯表示集體敬意的行為則要推遲至1950年。

此后，作為詩人的佩斯聲譽日隆。1957年發表《航標》，這部總結性的長詩被公認為法國詩歌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同年，佩斯的美國友人為他提供了法國土倫港西南吉安斯半島上的一筆地產，佩斯由是回到了闊別十七年之久的祖國。1958年以古稀之年與杜勒斯·羅素女士結婚。1959年發表《年代紀》。196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同年，法國《七星叢書》出版了圣-瓊·佩斯專輯。專輯的撰稿人包括一些當時最有名的作家和詩人：紀德、克洛岱爾、布勒東、勒奈、斯彭德、麥克里許等。他們喚起人們注意這位在法國被稱為“偉大的缺席者”的作家。此后，佩斯的聲譽開始穩定地上升，終于在196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發表《群島》。1965年出席但丁誕辰700周年紀會會，發表《致但丁》。1969年發表《己故情人所吟唱的》。1971年出版《唱給二分點的歌》。1975年9月20日，詩人以88歲高齡謝世。

主要作品

創作特點

主題

佩斯出生于法屬瓜德羅普島，少年時期回到法國，后曾在法國駐中國大使館任職多年，受到東方文化的熏陶，二戰期間，避難于美國，直到1957年才回到法國。圣-瓊·佩斯一生面臨著很多次的“遷徙”，正是這些不斷的“遷徙”給予詩人對不同文化的接觸和吸收，伴隨著他在靈魂深處始終無法獲得歸屬感的“流亡”意識，圣-瓊·佩斯對大自然的描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的高度。

東方文化

圣-瓊·佩斯在來中國之前，就對中國文化充滿了向往，這種向往在法國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對于大多數法國作家來說，中國文化代表著不同于西方的價值觀念，是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的‘他者’，是一種‘非我’的神話，一種與西方文化對立的‘文化構想物’。為超越本國的文化圈，很多法國作家在創作上都不同程度的以中國為參照，賦予了中國和中國文化在人類文明形態中一個及其重要的地位。”

圣-瓊·佩斯在中國使館工作期間，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多重影響。在中國期間，他經常外出旅行，了解中國各地的不同風土人情，他熱衷于道家學說，有時甚至深入道觀，潛心研究。《阿納巴斯》就是在中國的一個道觀中寫作的。這部作品是圣-瓊·佩斯吸收中國文化進行文學創作的典范。

“Aanbase”，原是公元前五世紀至四世紀時希臘的一位軍事領袖、史學家色諾芬所寫的記述小色琉斯遠征波斯的一部史書。圣-瓊·佩斯選用這部史書的題名作為自己長詩的標題可以說是別具匠心的，讀者一目了然這是一首歌唱征戰的頌歌。全詩貫穿著征戰的艱難，達到目的地后的歡快，以及踏上新的征途的緊迫感。此詩是圣-瓊·佩斯在中國任職期間，蒙古之行以后的創作。想到中國蒙古浩翰的草原，無邊的沙漠，以及成吉思汗的業績給詩人的啟迪，更多的人則聯想到與《阿納巴士》同名的史書，想到小西琉斯遠征波斯的歷史，認為也許是古代的歷史啟發了詩人的想象力；也有一些人想到詩人在美洲的法屬領地上出生、成長，于是將《阿納巴士》與十七世紀以來法國對海外領地的開拓甚至美洲大陸的發現與開發聯系在一起。當然這些分析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如果把這首詩所表現的內容僅僅局限于歷史上的某次出征或某一殖民地的開發，那就未免失之過實，不夠超脫、空靈。正如長詩發表四十年后詩人自己對此詩的說明中指出的那樣，《阿納巴士》所表現的是一種超越于歷史和地理之上的抽象意義上的征戰，確切地說是內心的、精神上的征戰，詩人正是通過對這種抽象的征戰的描寫來表達自己對人生的理解和信念。自蒙古之行返回北京使館后，詩人在給他母親的信中這樣寫道：“從各方面來說這是一次最有意義、最激動人心的出游，它達到了完美無缺的境界，至今我還為之興奮不已。‘人生經驗’只能將我引導到那里，而心靈卻引導我走得更遠，甚至到達智力的邊緣，這是我所不曾預料到的。這種記憶在我身上是永遠下會被磨滅的。”從上述信件中可以看出，蒙古草原的長空、沙漠中廣闊的天地給予詩人某種啟迪，正如他自己所說，這次出游不僅向他揭示了一種“人生經驗”，更主要的是向他展示了人類的力量。這里既有有形的具體經驗，其中可以包含成吉思汗或色諾芬史書中所描述的某一次具體的征戰或者是開發新大陸的斗事，又有而且是更主要的精神上的無形的經驗：它使詩人的感情、心靈得到了升華。蒙古之行歸來后不久寫作的《阿納巴士》正是這種精神境界的產物，體現了作者對人生的意義、人類的力量以及人生歷程的見解。在詩人看來，人生的意義在于不斷征服未知世界，“哦，地殼表層水源的探素者；哦，探索者，哦，其理的尋求者離鄉他去。”（第一詩節）人類的征戰，與未知世界的搏斗井不是為了謀取功名，人不應為已取得的成就、戰功所陶醉，要不斷進取，永不停頓。“孤獨、偏執的信奉者吹噓我們的方式，而我們的思想卻已在其他的境界中扎根……”（第五詩節）這就是詩人所理解的“人生經驗”，長詩《阿納巴士》所傳遞的正是這種人生經驗。

流亡

流亡，對于圣-瓊·佩斯來說，不僅僅是他在美國的那段經歷，也不僅僅關系到他題為《流亡集》的一部詩集。現實中，他的第一次流亡是從年少時，離開瓜德羅普開始的。而隱喻的流亡，即精神上的流亡，圣-瓊·佩斯要開始得更早一些，他對于“流亡”的渴望從年少時就已經開始了，即使在他最初的作品中，能看出他對“異鄉”和“遠方”的渴望。

《流放》乃是四首詩的集子。1924年起，詩人沉默了十六年之后，迎來了流亡美國時期。從1941年起詩人方陸續寫下了《流放》、《雨》、《雪》和《致異邦女友詩一首》。第一首的主題是詩人所興會的世界精神并育化為詩歌。《流放》成了人類的境遇。而詩人從中感知自己在精神上與之分離了的那種神秘生活的某些跡象。寫于美國長島的《雨》和《雪》兩首詩，則分別借自然現象的描寫、暗示詩歌的意義和作用。詩中的《雨》《雪》這兩種自然元素，都成了文明的凈化劑。既然大雨洗刷著大地，滌蕩著人間的積垢，而雪卻以皚皚柔絮卷拂著廠礦的滾滾黑煙，并透過柔弱的陣雪詩人依稀尋見他那滯留于法國的年邁的慈母的身影。最后那首贈詩寫于華盛頓，表達對一位詩人身世類似的西班牙女友的懷念。

因此，流亡對于普通人來說是一種失衡的狀態，但是對于藝術家而言，卻是一種理想的創作狀態。既能像后殖民理論家說的那樣，讓知識分子存在于社會的邊緣以更好地思考主流社會和主流價值觀。也意味著，像圣-瓊·佩斯這樣的作家，能夠在多元文化的吸收中，將各種文化融會貫通，投射于文學作品中，在一個更寬廣的領域內思考人與自然、與社會、與歷史、與時間的關系。

手法

佩斯的詩歌感情充沛、氣勢宏大、語言瑰麗，以描寫自然意象為主，從第一部詩集起，大自然就成為他取之不盡的靈感來源。大自然是圣-瓊·佩斯作品不變的主題。詩人的這種執著與他童年的經歷是分不開的。可以說，安的列斯既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的精神家園，是安的列斯給予了他對于大自然一生的迷戀。

《頌歌集》是他早期作品的代表作，三部分都是描寫他在安的列斯的童年生活。從《頌歌集》開始，詩人從未偏離對大自然的描寫。詩人在中國期間創作的《阿納巴斯》，雖然描寫的對象從海洋轉到了沙漠，但是在《阿納巴斯》中沙漠的意象有著同大海一樣的內涵，同樣廣闊無垠，同樣神秘莫測。人類對于大海和沙漠永遠都會懷著同樣的無限敬畏卻渴望征服的激情，這兩種矛盾的情感不可思議地膠著在一起，成為文學創作的源泉。《阿納巴斯》就是這樣一部具有史詩風格的作品。在這之后，詩人進入了創作的又一個高峰期，在美洲期間，他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流亡集》、《風》和《瀚海》。《流亡集》中的《雨》、《雪》，從自然界的雨和雪開始了作者對于二戰期間社會現實的思考。從《瀚海》開始，圣-瓊·佩斯的創作風格有所改變，他不再追求意象的華美與宏大，而是進入了一種平靜與沉思的階段。大海，也不再像他年輕時描寫得那樣桀驁不馴，在這部作品中，大海漸漸顯露了它的廣博和包容。《人生紀年》與《鳥》是圣-瓊·佩斯晚年的代表作品，在這兩部作品中，延續了《瀚海》的風格，作者對自然意象的刻畫顯得平穩而祥和。

人物評價

“在20世紀中沒有任何詩人比佩斯更為關心如何量度與估計詩之力量了，而且再沒有哪個人的詩比他的作品更能燦爛地證明詩之力量了。”（評論家瓦拉斯·福里評）

“我在置身于佩斯詩歌之中的同時跨越了所有的時代”，“似乎人類在經歷了它所有的經驗和文明之后，只產生了這首唯一的偉大詩篇，一部僅有的史詩。”（法國評論家羅杰·加洛蒂評）

“由于他高超的飛越與豐盈的想象，表達了一種關于目前這個時代之富于意象的沉思”。（瑞典文學院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