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年間，由于對寧夏、朝鮮和播州先后用兵，以及乾清、坤寧兩宮及皇極、建極、中極三殿連遭火災，國庫空虛。二十四年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奏請開礦，為神宗采納。自此打破以往對開礦的嚴厲禁限，每遇奏報開礦，即派宦官前往監督。京畿、浙江、陜西、山西、廣東、云南、遼東、江西、福建、湖廣、山東等二十幾處均派有礦監。二十六年又準千戶趙承勛之奏請，派出宦官監督收稅。天津店租、廣州珠榷、兩淮余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等處皆設稅使，甚至門攤商稅、油布雜稅等稅收亦有稅使。稅使一般領稅務，有的則兼管開采。 礦監稅使都由宦官充任，由皇帝直接任命并發給關防，在地方上創建礦稅衙門，有自己的隨從和爪牙，甚至招兵買馬插手軍事。如高淮成為“遼東礦稅征收馬市方物尚膳監太監”，又請加“鎮守”銜。

礦監稅使倚仗權勢，追逐財利，干預政治，驅迫百姓，見富戶即誣為盜礦，見良田美宅即妄指地下有礦脈，見貨物即強行征稅，幾等于公開劫奪。其中尤為橫暴者為山東陳增、湖廣陳奉、陜西梁永、遼東高淮、天津馬堂、廣東李鳳等。陳增親信程守訓自稱“天子門生”，橫行淮徐，縱告“違法致富”，捉人索賄，多者萬金，少亦不下數千金。劾其暴行的官員亦多遭迫害。

礦監稅使所到之處，無所不稅。關、口、橋、門，稅卡林立。行李舟車、房屋廬舍、米麥菽粟、豬雞驢騾，莫不有稅。河西務至張家灣僅百里，轄者三官。一貨之來，數榷其稅。儀真與京口僅一江之隔，不過一二里，竟須兩次上稅。長江行船，順流而下，一日之間要經過五六處稅卡。萬歷二十九年山東陳增、天津馬堂等9名稅監，在兩個月內以礦金、稅銀、舡料銀、遺稅銀、漏稅銀、贓贖銀、監務銀等26種名目進獻給皇帝40多萬兩金銀和珍珠、丹砂及紗羅。但這也只是他們劫奪錢財的一小部分，其余皆竊為己有，如馬堂在7年里隱匿稅銀130萬兩；廣東稅使李鳳吞沒稅銀達50余萬兩，其他珍寶亦與之相當。

礦監稅使的劫奪給人民生活造成了極大的痛苦，對社會經濟，特別是對工商業的發展造成極大的破壞。萬歷三十年由于稅吏征斂，河西務關商貨減少，過去的160余家布店，此時僅剩30余家。由于礦監稅使聚斂，導致國家正賦減少，財政發生危機，城市民變屢屢發生，各種矛盾日益尖銳和擴大。因此，礦監稅使的橫征暴斂也是導致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