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元、明以至清代，還有演出的蹤跡。有關“陶真”的記載，最早見于南宋的《西湖老人繁勝錄》，當時在臨安（今杭州）十三軍大教場等寬闊場所，“撲賣并路岐人在內作場”時，演出的形式就有“淘真”：“唱涯詞，只引子弟；聽淘真，盡是村人。”因南宋詩人陸游曾寫《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詩，其中第四首：“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有人據以推測認為，所寫即是當時農村說唱陶真的情況。陸游這首詩是慶元間在家鄉山陰時所作，山陰即今紹興，離臨安不過百余里，《西湖老人繁勝錄》中所載，也是南宋慶元前后的事情。蔡中郎的故事不僅在當時的曲藝說書演出中很受歡迎，后來還成為南戲《趙貞女蔡二郎》和《琵琶記》的創作題材。

元代關于陶真的正面記載缺乏，只有元末高明《琵琶記》在第17出《義倉賑濟》中有一段凈丑的唱稱為引用了陶真。但在唱的中間卻出現了蓮花落的幫腔即和聲伴唱，成為一唱一和的方式，故無法確定是否真是陶真的唱調。 明代關于陶真的記載較多。如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馀》有云，當時“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并引明初瞿宗吉過汴詩:“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指出“其俗殆與杭無異”。說明在明代的杭州與汴梁（今開封），都有盲者表演陶真以覓衣食。不同的是，有人據陸游詩推測，宋代的陶真演出用鼓伴奏，而明代的陶真表演則用琵琶伴奏。另據田藝衡《留青日札》，明代陶真的聽眾不僅有農民，而且有市民，以至“大家婦女”，都喜歡陶真。

到清代嘉慶年間，捧花生《畫舫馀談》中所記南京孔廟前演出的百戲中也有陶真。李調元《童山詩集》卷38《弄譜百詠》中的一首：“曾向錢塘聽琵琶，陶真一曲日初斜，白頭瞽女臨安住，猶解逢人唱趙家。”其題為“聞書調一名陶真”，可知當時杭州仍有瞽女唱陶真。而從“聞書調一名陶真”之語判斷，說明清代的“陶真”也稱為“聞書調”。而“聞書”一詞，有人認為屬“文書”之訛，依據是范述祖《杭俗遺風》里說，當時杭州稱彈詞為文書，現今的寧波彈詞，也稱“四明文書”。而始于明代嘉靖、萬歷年間的“彈詞”，在江浙一帶廣泛流行，也采用琵琶伴奏，唱詞為七言句式。由此有人認為，陶真至清代后可能漸與彈詞合流，或被彈詞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