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后的一個時期，余叔巖以四功（唱、念、做、打）精粹，受到觀眾的推崇，在北京取得京劇須生領袖地位。1928年余叔巖因體弱難支，謝絕舞臺。20世紀30年代初，高慶奎以嗓音高亢，氣力充沛，善唱悲憤激昂腔調，馬連良依憑豐富多彩的語調音群，灑脫、飄逸的形體表演，各領風騷，享譽南北。社會人士推崇余叔巖、高慶奎、馬連良個性化的藝術成果，并稱京劇須生“三大賢”，故當時的報刊上經常出現“余大賢”“高大賢”的尊崇字樣。1935年5月，高慶奎嗓敗，脫離演戲生涯。北平京劇界除馬連良以須生挑班，言菊朋偶爾組班演唱之外，其他須生大都在旦腳自組的戲社充當二牌。愛云館主于1939年著文說：“須生三大賢，因余、高輟演，已漸成過去名詞，亟應再選擇正在演唱之須生數名，以與四大名旦媲美。”（《立言畫刊》載《四大名生》）著者以個人意見，推譚富英、馬連良、言菊朋、孟小冬為四大名生。但披露后，未獲多數人之響應而無聞。1941年3月15日，《立言畫刊》創辦人兼社長金達志，用紅葉筆名，在該報發表《由于伶人之濫組班談到楊寶森》一文，認為“以現在須生論，譚富英、馬連良在社會早有定評，除譚、馬之外，還有一奚嘯伯，再去尋找畫等號須生，真如掘發古物一般難尋。而真有功夫的，能夠具有挑大梁資格，唯有一楊寶森”。著者在該文中又感嘆地說：“寶森一出《探母》，在現今須生中，可占數一數二地位，惟未若其他之須生大紅大紫，吾為寶森叫屈不已……”這篇文章影響很大，附和者甚眾。緊接著，有鴻飛者于同年6月21日在《立言畫刊》著文，專題介紹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三人之藝術佳點。12月，《半月戲劇》發表行天的《當代須生談薈》，列舉當代須生人才23人，特將譚、馬、奚、楊四人，排為一、二、三、四名。此后，“四大須生”一詞，漸昭于世。后來，又將四人名序排列，改為馬、譚、奚、楊，一直流傳至今。“四大須生”之由來，大體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京劇界從研究、提倡藝術流派出發，在須生“三大賢”外加上言菊朋，即余、言、高、馬，并稱之曰“前四大須生”，馬、譚、奚、楊則退居為“后四大須生”。前后四大須生，在多年的舞臺實踐中，各自形成具有影響的藝術流派。它對豐富京劇藝術的多樣性、欣賞性以及促進新流派的成長，均具積極意義。